四、梅列说
四、梅列说 沙溪流域的《龙船歌》起源，第二种《梅列说》，我是在2013年上网看到了一篇文章《三明市区本土龙舟文化探究》，才知道这种说法也公开化了，很显然是对《三元说》的一种反驳。《梅列说》是指《龙船歌》的歌词最早的个别句子，来自祭师的念唱被模仿之后，又经文化人、龙舟活动爱好者等，不断的加以丰富，逐渐成型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发展而来的，属于集体创作。梅列非遗保护协会也有编撰《三明市区龙舟文化拾萃》，以下是原文：“其中有专家学者的观点以及三元、梅列的几位民间人士发表的文章，根据对三明龙舟话体的探讨，无论是‘梅列说’还是‘三元说’，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，这首民歌产生于清朝中叶，成型与晚清时期——”我看了这样的文字，觉得还是没有提供史料出自何处，只是浮在水面上，聚在一起“说说”而已，根本没有探讨实质性的问题。例如：如何找出《龙船歌》的起源？ 梅列与三元相距才十里，方言相同，风俗也基本相同，所唱的《龙船歌》只是个别字词有差异而已。每年一到端午节前夕，就会有人抬着龙船下水，同样有人打鼓领唱、吹唢呐、咏唱着独特地域风俗民谣《龙船歌》，直到农历五月十三，龙舟活动才结束。作为客家人，先民们自然就把中原文化带来了，也跟沙溪的原住民文化相融合，才创造出这样的原生态民谣。毫无疑问，《龙船歌》更是梅列和三元两地共同传承下来，直到现在，已经成了非常珍贵的非遗文化遗产之一（资料来源：三明非遗网）。 “梅列说”其观点是“这首民歌产生于清朝中叶，成型与晚清时期——”思维脉络有一点是跟梅列造船文化现象有所联系，因为此地就有造船世家。从前列西封侯坊有座罗家大厝，罗家世代以造船而闻名方圆百里，就连沙县、尤溪等地都有人慕名而来拜师学艺。常言说：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有这样好的造船世家居住此地，自然会为当地的龙船文化做贡献。人多了，龙船文化也发展起来了，龙船歌也多起来了。关于梅列造船业近三百年的繁荣状况，甚至还举例《闽商史》、《沙县史》、《福建民国史稿》、《梅列年鉴》、《明商纵横》、《梅城春秋》均有介绍。而根据《三明市区龙舟文化拾萃》一文介绍，造船大师罗友传提供的族谱，该家族自唐代晚期就到梅列开基。由此可见，在唐代梅列就有人居住。 那好，我就从梅列罗氏说起，从历代传承下来的族谱就有记载，列西的大姓罗氏，在唐初是赫赫有名的官宦世家人，从沙县移居来梅列定居，该家族必须提到一个人就是罗从彦。他是闽学奠基人和发展的关键人物，还是朱熹的父亲朱松的老师，属于原住民中的文化巨人：根据《沙县志》载：罗从彦，字仲素，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剑，因家剑浦（即今南平市），后徙沙县”。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编写、出版的《二十五史》之《宋史》部分也辑录了《罗从彦列传》，这就是历史（参考资料：福建省三明市姓氏志）。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，是梅列吴氏族谱的文字，记载着吴氏在宋代迁徙到梅列，方言地名叫“归仁里”。那么从唐代到宋代，梅列又发展到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呢？其实在宋朝，三明境内的文化已经发展很繁荣的状况，出现了千年难遇的文豪巨人。闽学四贤的道统相继，学术思想一脉相承，杨时、罗从彦、李桐和朱熹，都是理学大儒，被称为闽学的鼻祖。杨时求学的故事，演变成了成语“程门立雪”，家喻户晓，耳熟能详，也成为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。特别是朱熹，这位著名的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和诗人融为一身，将当初的三明文化创造出具有时代的高度、历史的高度、民族的高度。从沙溪文化而言，堪称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当然，就从梅列局部而言，也会留有文化繁荣的痕迹，可以从现有保存的古建筑中，看出一些端倪。 坐落在梅列区域，地处沙溪河西岸的正顺庙，是三明地区始建年代最早、保存最完好的一座木结构建筑。祖祖辈辈口耳相传，起初是民间自发性筹资，为了祭祀宋代谢佑将军，始建于南宋绍定六年（公元1233年）。里外金柱均为梭柱，石柱础为素面覆盆式，保留宋代特征。谢佑出生何年，无考，原居白水村（今三元区中村乡），后迁居历西（今梅列区列西）-----北宋元祐二年（公元1087年），谢佑功成化羽，之后才建祠奉祀，宰相李刚上表朝廷，为谢佑请功，于是朝廷敕封谢佑为“广惠将军显烈尊王”。南宋淳熙十六年（公元1189年），宋孝宗赐“正顺庙”额，南宋绍定六年（公元1233年）七月，乡民们建成“正顺庙”。现存主要木构架为明代之物，斗拱、柁墩、雀替等构件颇具地方特色。历史上，此庙并未被毁，只是修缮。 从以上的文字可以看到：“从南宋绍定六年（公元1233年）七月，乡民们建成了‘正顺庙’。现存主要木构架为明代之物，历史上，此庙并未被毁，只是修缮。”那么问题在于“宋代最初建成此庙的木架构去哪了？怎么毁灭的？至今查不到历史记录，而明朝何年建成的木构架，也没有明确标明，这就给后人研究这段地域文化造成了无法找到史料依据的尴尬局面。可以这样说，沙溪流域《龙船歌》起源，所谓的“梅列说”，同样忽视了从唐代到明代的地域性历史文化现象。 仅从宋代的历史，以及梅列乡民能建成“正顺庙”一事来辨析，可以说此地的经济、文化、人文状况，足以起源《龙船歌》。虽然有些事件随着岁月的流失，已经抹去痕迹，飞灰湮灭，但是没有找到记载的史料，并不等于没有发生。即使“谜底”无法解开，或许只有“正顺庙”的基石是用另一种方式，向后辈人默默地阐述着谜面。然而我还是相信，沙溪河滚滚不息，承载着曾经拥有的历史，尽管有些事件已经沉入水底，至少天会知、地会知。 虽然元朝被纳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朝代，也属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但从中国文化大背景而言，并不是以汉文化为主流，等于农耕文化被游牧文化拦腰砍断过一次。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，是要有官方的支持，搜狗百科的“道县龙舟”有这样的文字：“据记载，明朝万历三十六年，州官韩子祁道州百姓40艘龙舟全部没收，用其架在潇水河上，做了‘水南浮桥’。另一年，州官借口维护治安，禁止潇水竞技——”每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，知识分子是中流砥柱，可元朝就把知识分子打成了“臭老九”。就连威尼斯商人来到中国，随后口述，有人执笔写下的《马可波罗游记》，都没提到中国的象形文字，以及汉人吃饭用筷子这样的一种常见习惯，可见一斑。 无可置疑，沙溪流域的《龙船歌》是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原生态民歌，就从沙溪两岸的历史文化现象而言，我认为不可起源在清朝，因为同样不是汉人的天下。众所周知，划龙船是为了纪念屈原的爱国精神，体现集体团结的力量。我近几年常常上网查看一些资料，以及全国各地有在网上发表关于当地龙船歌的文章，但从未看到哪一地龙船歌是在清朝起源之说，难道唯有三元和梅列是例外吗？ 只要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，都很清楚，传统文化再一次被拦腰砍断，三明龙舟文化也不例外。要说清楚来龙去脉，还得用很多文字阐述，只要查看一下三明的建置沿革，以及三元和梅列几个大姓的族谱：李氏、邓氏、吴氏、谢氏、罗氏、等等，再看看岩前十八寨有多少古迹，就能做一些参考。我只希望大家谨慎行文，相传就是相传，查到史料才是正事，还祖先应有的荣耀。 如果三元人没有提出《三元说》，估计梅列人就不会将《梅列说》公开化。其实三元人是有些依据，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四坊八堡大做龙船，也有人创作新的龙船歌词，巧的是我家门外就是宽大的晒谷坪，一时间，到了晚上就会聚集很多人，自然会谈到龙船歌。我都听本堡的几个老人说过，他们曾经看过清朝的木质刻版《三元龙船歌》。当年我还是木匠，为百姓盖房子，吃百家饭，认识的人就多了。每每吃晚饭时，总是边喝酒边闲谈，同样也听别堡的老人说过，是有清朝的木质刻版《三元龙船歌》，可以下这样的结论，祖辈就有《三元说》。
还是用历史文化现象来辨析，先从大背景而言，康熙二十二年（公元1683年）出兵，收复台湾，此后在台湾设一府，隶属福建省。康熙要做中华千古一帝，励精图治，采取一系列措施，曾下诏：“盛治之世，余一余三，盖仓廪足而礼教兴。”轻徭蒲赋，与民生息，体现出“家给人足，而后世济。”以及康熙对朱熹的评价：“宋儒朱子，注释群经，阐发道理——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，朱子之功，最为宏巨。”这也让闽域之人进入了孔庙，也让父老乡亲大快人心。沙溪流域在明末清初大兴土木，几个大姓的大栋宅，都是那时候平地而起。这里是朱熹的故乡，气候适宜，土地肥沃，鱼米之乡，富裕之地，崇文重教，正好遇上了一个发展民间文化的时代。加上民间相传，在清朝封屈原为“靖楚江王、忠烈王”，又一次迎来了龙舟文化发展的大好时机，将被明代中叶已经覆灭过一次，原本就快断代的风俗龙船歌，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创作，于是才有可能创作出一百多首。我从未听梅列人讲过，祖辈就有清代木质刻版的《梅列龙船歌》，而三元人更执着，祖辈就有印制成册，这也符合三元和梅列人的文化性格。即便是当代，三元人在发展龙船歌这一范畴，文化性格依然倔强！ |
